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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，围绕一系列具体指标 （包括知识普及率、各类防控、康复促进） 和相应行动，对多个职能部门提出了要求。 无论是前文提到的具体政策中所需要考虑的

，围绕一系列具体指标（包括知识普及率、各类防控、康复促进）和相应行动，对多个职能部门提出了要求。

无论是前文提到的具体政策中所需要考虑的资源分配，还是背后的思路转换，都需要一个异常复杂和漫长的过程，而且不同国家和社会在自然禀赋、经济发展、文化传统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，在各异的社会传统下寻找适合具体情况的模式，最不可或缺的一环便是保障残障者的充分参与。《公约》这类国际性规范文件只是提供了应然层面的指引，具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，还需要一系列政策和社会层面的博弈和互动。

《行动计划》开篇第一句话便是：“残疾严重损害个人健康、家庭幸福，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，做好残疾预防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、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、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。”

这种刻画通常被称为残障的“医学模式”，即将残障主要理解为对健康与正常标准的偏离和贬损。从医生的角度来看，这种理解无可厚非；但从残障研究以及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角度来看，医学模式却遭到了批评，不过这并不是完全否认、拒斥医学判断，而是因为法律和公共政策过于依赖这种医学视角。

图源：Council of Europe官网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信睿周报 （ID：TheThinker_CITIC），作者：陈博（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），原载于《信睿周报》第77期，原文标题：《从医学模式到社会模式：残障法律与政策的范式转型》，题图来自：视觉中国

[1] 《“十四五”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》数据。

文章来源：《医学与法学》 网址: http://www.yxyfxzz.cn/zonghexinwen/2022/0718/654.html